在诸多的名医中，我最敬佩经方家。他们的为人，他们的著作，他们的医案，他们的用药，无不具有独特的个性，也因为有个性，所以具有非凡的魅力，吸引着我们去学习，去借鉴，去研究。
一、人格
经方家大多性格直率，敢于直言，不随波逐流，更嫉恶如仇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，是曹颖甫与范文虎，前者自号“老戆”，后者自号“古狂生”，但戆得可敬，狂的可爱。
民国十年，某军阀来曹颖甫家乡江阴，当地士绅名豪在某花园大摆宴席，军阀闻曹颖甫文名指名要他作陪，他几番回绝，还提着篮子在花园附近挑野菜，以讥讽权贵。1937年，江阴沦陷，曹颖甫先生不仅不避难，而且在日寇侮辱妇女之际，挺身而出，怒斥凶残，最后倒在屠刀下，表现出爱国中医的不屈气概。
宁波名医范文虎的“狂”，是不畏权势，诅咒旧社会。时军阀张宗昌湿困而邀诊，范氏视其头昏纳呆，遂书清震汤一方。张嫌其处方按语简短，药味少，药价贱。范文虎讥之曰：“用药如用兵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贵精而不在多。乌合之众，虽多何用？治病亦然，贵在辨证明，用药精耳！”四座惊骇，范文虎仍旁若无人，谈笑自如。他的挚友病故，他的挽联为“克家有贤子孙，死而无憾？处身当恶浊世，生欲何求？”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自己生不逢时的激愤之情。他手书的春联“水深波浪阔，人少畜生多”，更是对黑暗社会的鞭挞。
二、医德
经方家的医风医德最为可敬。范文虎自奉甚俭，不讲究衣着，不搞排场，终年一身对襟长衫，头戴卷边铜盆帽，脚蹬布僧鞋。当时宁波中医挂号金概收六角，而范文虎只收四角零六个铜板。而出诊费独昂如到慈城出诊一次收费48元，上海等地以天数计，出诊费200元外，逗留一天加100元。其中原委，他解释：“门诊之人，亦贫病者为多，出诊则多殷实之家。既出诊所费甚伙，倘非富有，断不会有如此排场”。范文虎每遇病急邀诊者，虽子夜严寒，必揭被而起，从不稍迟。对贫病者，常施诊赠药，有时几乎倾其所有，而范文虎仍不以为然，尝自书春联“但愿人皆健，何妨我独贫”，可见其一片真心。
常熟名医余听鸿先生，是近代经方大家。其治病十分认真，具有高度的责任心。他说：“余素性刚拙，遇危险之症，断不敢以平淡之方，邀功避罪，所畏者，苍苍耳”。他还说：“为医者，尚济困扶危，死中求生，医之责也。若惧招怨尤，袖手旁观，巧避嫌疑，而开一平淡之方以塞责，不徒无臆对病者，即清液自问，能无抱残衾影乎？”如治张芝卿阴斑泻血，时值严寒新春，他竟不回家过年，守护在病家，“雪深三尺，衣不解带者半月”。治赵女关格，他想方设法，“焦虑两月，是能治愈”，后作为“生平一快事”而记载于《诊余集》中。
曹颖甫先生也以俭朴自安，恬淡自守，急人之急，忧人之忧，有来乞诊者，不为风雪阻，常常亲自前往。“先生之临险证也，明知其难治，犹必殚精竭虑，为之立方而后安。曰：毋有方而不用，宁不效而受谤。又曰：必求其生而不可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遗憾也。”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，能不让人肃然起敬？
三、著述
清代的经方家舒驰远，做学问从不人云亦云，敢于直抒己见，其著作《伤寒集注》一扫五行生克、形质气味、标本中气等袭虚蹈空之谈，对黄连厚肠之说也予以否定，谓：“肠厚与薄，何以辨之？”章太炎先生曾以“妄”字评价舒氏，可见他敢于怀疑，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。
徐灵胎先生研究《伤寒论》30年，其研究心得写成《伤寒论类方》一书，此书五易其稿，前后七年，可谓用心着力。但此书并无长篇大论，而是将《伤寒论》方分成麻黄汤类、桂枝汤类、柴胡汤类、白虎汤类等十二类，重在阐述仲景方证与病机，这种以类方研究仲景的方法，执简驭繁，以少胜多，具有科学的简单之美。
曹颖甫先生使用经方，力求其验。他说他记录临床验案，“以考验实用为主要”，书中附以治验，非以自炫，而是作为证据。他的医案名《经方实验录》，实验，即临床验证的意思。
余听鸿先生的《诊余集》，也记载了他生平用经方大剂治疗危急重症及疑难杂病的经过，以及他收集的前贤验案及民间有效验方，过程详实而可信，可见，他们的思想富含科学的理性。
近代经方家陆渊雷先生的《伤寒今释》、《金匮今释》，在治学方法上更有特色，书中既有汉代训诂法，又有西医生理病理学，以及现代胡希恕先生《经方传真》的实在，都能给人以许多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的震撼和启迪。
四、医案
经方家的医案，最能反映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态度。行文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无空话套话，不做表面文章。
曹颖甫医案，案语质朴直率，仅列主证主脉，不事修饰。论病尤恶用五行生克之套语，有仲景笔法。
范文虎医案，不拘格式，随笔写就，如说如话，不硬座文章。有只书一二字者，点到病机即止；有时走笔疾书，瞬息数百言者，其中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更载有误治病例，一无掩饰，尤为难能可贵。
章次公先生出于曹颖甫、丁甘仁两先生门下，得经方家之精神，其医案分析病机，均以客观事实为依据，无任何主观臆测之辞，并多有中西医学理论合并讨论。按语则文笔潇洒，用词简洁，医案每寥寥数语，如说如话。当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其医案的文笔十分欣赏，他见章次公身材矮小，因有“笔短如其人”之评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余听鸿先生的《诊余集》属追忆式医案，记载详细而不烦，能使读者哟亲临现场之感。其文笔朴实，如老师灯下长谈，娓娓道来，十分亲切。
五、用药
经方家的用药，胆识过人。他们多用药性较猛，带有偏性的药物，所谓“药不暝眩，厥急不廖”。轻如麻黄桂枝，重如大黄附子，毒如乌头巴豆，剧如芫花大戟。其中又各有专长。现代经方家吴佩衡先生擅用大剂四逆汤、通脉四逆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扶阳散寒之剂，治愈许多阳虚阴寒的危急重症。他对附子的研究颇深，其医案中对阴寒证的识别，附子的超常规用量以及那无可辩驳的疗效，既让你惊心动魄，又让你不由得称奇叫绝。清代经方家舒驰远临床擅用六经辨证，其医案中有用麻黄汤催生，用白虎汤安胎，可见其卓识！
经方家的用药，精简而效著。曹颖甫用药，常是一剂知，二剂已。范文虎通常用药不过五六味。现代经方家胡希恕先生也是如此。据刘渡舟先生回忆，每当在病房会诊，群贤齐集，高手如云，唯胡希恕先生能独排众议，不但辨证准确无误，而且立方遣药，虽寥寥几味，看之无奇，但效果非凡，常出人意外。
经方家用药，皆取形体易见者为指征，而无意臆测之见。望形、辨体、察舌、切脉、按腹……，均取实证。如范文虎先生说：“余平生用药大多有据，绝非漫无目的”。现代经方家范中林先生用桂枝、附子，均以舌淡暗、苔白腻等为证。日本的古方家则更强调腹诊，唯可见者为凭。
经方家用药，以仲景方为本。曹颖甫先生说：“仲师之法，今古咸宜”。有恶寒无汗，身疼痛者，则麻黄汤原方，一味不更，一味不改，甚至剂量比例也按仲景之旧。如果证有变化，则方也更改，或加或减，自能与仲景心法切合。强调方证相应，尊重前人的用药经验，是他们的基本原则。
总之，经方家的用药，以临床需要为依据，本无通套方法，以治病活人为目的，更没有以轻描淡写而邀功避罪。他们的用药，是“疾医”的用药，他们的处方，是“活人”的处方。
我最敬佩经方家，是因为他们直率质朴而不浮华，务真求实而不虚假；他们既有深邃的思想，又有扎实的实践；他们是学者而非商贾，他们是医生而非政客；他们富有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使命感。经方家的身上透发出超越时代的非凡魅力，他们代表着中医药的灵魂和希望！